十年砍柴|阎锡山:历史给了他一个做儒家士大夫的机会
文|十年砍柴
我的朋友赵安平是山西洪洞人,他的父亲1936年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寒家庭。赵老先生在7岁时进入本村小学,不花钱读完初小。而先父小赵老先生两岁,启蒙读书进入的却是旧式私塾,直到1949年后才转入到新式小学。
从这个细节可看出,民国时期山西的国民教育远比我的故乡湖南发达和规范。这得归功于治理山西三十八年的阎锡山。
长期以来大陆的史书中,阎锡山是一个土气、投机、守旧、贪财、排外、独裁的丑角。但事实上,他能成为民国时期掌握一省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政治人物,绝非靠投机和排外所能取得的。山西省是民国时期的“模范省”,美国的《时代》周刊曾对阎锡山如此赞美:“作为山西的‘模范督军’,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。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,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,在中国,他们最富裕,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。”阎锡山治晋的一些政绩,至今还在山西的一些老人口中传颂。
清室逊位后的北洋政府时期,被称为“武夫当国”。但北洋时期不少占据中枢或割据一方的军阀,身上都具有浓厚的儒家士大夫气质,如段祺瑞、吴佩孚等人,阎锡山亦是如此。
阎锡山1883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,少年时入私塾熟读儒家经典,家道中落后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被官费选送到日本士官陆军学校,并在日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。宣统元年(1909)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山西担任陆军小学堂教官、监督。1911年10月28日,响应武昌起义,参与领导了山西新 军起事,占领太原城,杀死清廷的山西巡抚陆钟琦,成立军政府,阎锡山任都督。——从此开始了对他三晋大地的统治。他早期的经历,和蔡锷将军几乎一样。
阎氏在民国政坛被人诟病以及被后人嘲笑的一点是他的投机,这或许与他年少时在钱庄做过伙计有关,他总是以生意经对待政治。袁世凯登基时,他是劝进者之一;北伐快要成功时他积极响应;蒋介石掌握政权迁都南京后,开始“削藩”,他和冯玉祥、李宗仁联合起来“倒蒋”,引发中原大战;“抗战”时他周旋于蒋介石、日本人和中共之间,在“三个鸡蛋”间跳舞。在政治混乱之际,一个地方政治领袖要保存实力——同时也客观上保护所治理的地区和平,这种对外的政治态度只是理性与 现实的选择,算不了什么毛病。
阎锡山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治理山西的“内政”。与后世一些人将其丑化为保守、排外恰恰相反,留过洋的阎锡山眼界开阔,对世界大势很了解,对新的技术、新的制度和新的文化并不排斥。——只是作为儒家信徒的他一直关注的是这些外来的新事物如何本土化。
和同时代那些在民国政坛上走马灯式的军阀不同,由于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,他得以形成一套完整地治理理论以及有充分的时间来实施。
阎氏自称奉行“公道主义”。1921年6月21日,阎氏在督军府进山上的“邃密深沉之馆”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讨山西改革问题。史称“进山会议”。
阎锡山召集会议的原因是他既不同意美国式的资本主义,又不认同苏联所主张的共产主义,他希望找到一条适合本土的道路。“进山会议”定期召开,一直延续到1923年10月才结束。经过两年多的商讨,阎锡山推出了他的“公道主义”,概而言之:只有主张公道,才能超越地域、国家、人种的界限,达到“世界大同”。具体方针是:实行“资公有”、“产私有”、“按劳分配”。他认为,因为缺乏“公道”,世上便有种种不平等,但他不认同共产主义通过“阶级斗争”的方式来达到社会的公平。阎锡山主张
强凌弱、众暴寡、富欺贫、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,赖公道以平之;老无养,幼无抚,鳏寡残废无救恤,社会之缺陷也,赖公道以补之;贪官贪,污吏污,劣绅土棍害良民,人群之四害也,尤赖公道以除之。
“公道主义”带有浓郁的儒家“德治”色彩。阎氏践行其“公道主义”的方式,亦和古代一些儒家循吏的做法相似。古代被史籍称赞的循吏所做的不外乎:兴学、重农、正风俗。阎锡山治理山西所做的是这种循吏所为在山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“升级版”。
阎氏在三晋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不遗余力地实行“免费义务教育”。当然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,所实行的只能是低水平的“免费义务教育”。他在一本发至全省各乡村的小册子《人民须知》中阐述他的教育主张:
凡是山西百姓,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,七岁到十三岁,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,这就名叫国民教育;凡上过学的人,知识就高了,身体也壮了,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,总要使子女上学,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,又名叫义务教育;国家法律定的,人民若不上学,就要罚了还得上学,又名叫强迫教育。
从1918年开始,省府颁布了《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》,各地村庄腾庙宇办小学,办学成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重要政绩标准,办学经费来自政府拔款、乡绅捐助和村民分摊。1925年,陶行知实地调查后,如此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:
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,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,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。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(江苏)只有20%多。可见,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,算来只有山西一省。
阎氏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社会治理层面的,即推行他的“村本政治”,在全省搞“村政自治”。阎锡山大力兴办教育,其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实施“村政自治”。他曾说过:“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,非教育普及不可。”而“村政自治”是“宪政”的基础。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,曾到过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盛情款待,阎对泰戈尔不无自得地介绍自己的治理主张:“民国六年,锡山兼绾民政,讨论施政之方,以为村者,人民聚集之所也,为政不达诸村,则政仍粉饰;自治不本于村,则治无根蒂。提倡水利、种树、蚕桑、禁烟、天足、 剪发等所谓‘六政’,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。”
从1922年开始,“村本政治”在山西全省推行。基本内容包括:设立编村,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,每村设村长、村副和村公所;村以下设闾、邻组织,以五家为邻,设邻长,五邻为闾,设闾长;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、监察会和村民会议,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;制订村禁约(阎氏将其称为“村宪法”)规范村政;提出了“村公道”和“村仁化”的要求。村长和村副有村民会议选举产生,“村内居民年在二十岁以上者,均得参与村民会议,如村中习惯以每户出一人亦可。但有下列各款之一者,不得参与会议:品行不端营私舞弊确有实据者;贩吸鸦片金丹及含有吗啡等毒质者;窝赌及赌博者;窝盗及盗窃者;有精神病者;曾受刑事处分尚未复权者。
阎氏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大力兴办实业。实业包括传统的农业,如大修水利,植树种桑;也包括新兴的工矿业、交通业和商业。如阎氏主政期间,修建了横贯山西南北、长达800公里的同蒲铁路;开采煤矿、铁矿;建造了太原兵工厂、太原钢铁厂等一系列大型重工厂和众多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厂。
和传统的儒士一样,阎锡山主张“官师合一”,自认为有教化百姓的责任。他一生主张“中的哲学”,即做好人,行中道。1949年8月,败退到台湾的阎锡山在纪念孔子诞辰2500年大会上依然念叨他的“中道”,他说:
二十余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,他问我:东方文化是什么?我说是“中”。他问我什么是“中”?我说,有‘种子’的鸡蛋的那“种子”即是“中”。此“种子”为不可思议、不能说明的,宇宙间只有个种子,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“种子”。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“种子”,地球就成了枯朽;人事中失了“中”,人类就陷于悲惨。
1960年,阎锡山病逝于台湾,葬于阳明山。此时,他所主张的“公道主义”“中道文化”,在三晋大地已成为被批评被扫除的“反动思想”。
在宋以后的中国,阎锡山是一个异数。一个本地人统治一个省近四十年,只有在民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,任何大一统的王朝或政权绝无可能。明清两代王朝为了维护统治,严格地推行流官和回避制度。士人出仕后不能在本省做官,在某地为官数年后刚对当地政情、民情有所了解,要么升迁要么调到另一个地方。
而阎锡山这个有着儒家情怀的统治者(地位和治理区域相当于春秋时的晋文公),能在近四十年的时间内,在人口一千多万面积16万平方公里(民国时期)的区域内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(尽管期间数次被战争打断)。明清两代那些有抱负的大官——包括张居正、王阳明、曾国藩、李鸿章这样的大臣,都没有这样的机会。
而且山西是阎锡山的家乡,本地人治本地事,无论在前现代的熟人社会,还是现代的工商业社会,利大于弊,更有利于造福于本地。但最高统治者不放心,为了统治的需要宁愿牺牲地方老百姓的福祉。
历史给了阎锡山——一个儒家士大夫的机会,事实证明他做的不错。